老中青三代医生讲述医患关系演变

　　　医者称医疗体制不健全导致看病难，举证责任倒置规定激化了医患矛盾

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，患者李文曾在医院做心脏移植手术。

11月15日凌晨3时，广东省中医院急诊室内一名耳鼻眼科医生在看诊。

　　调查·病史

　　11月12日，台风海燕突然来袭，广州气温骤降，一夜入冬。大量身体机能失调的城市人，对骤然变化的天气丧失抵御能力，涌进了广州市的大小医院。广州市卫生局统计信息显示，2012年，全市医疗机构提供了1.27亿人次的门诊、220万人次的住院服务。照此计算，每天全市数万名医务人员需要提供门诊服务的人次超过34万，每逢天气变化、传染病盛行时，全市日门诊量将达到40万-50万人次。这些数字的积累，每日午夜12时后清零重计，周而复始。南都记者走访老中青三代医生，听他们讲述不同时期的行医经历，以期还原医患关系变迁史。

　　A.和谐年代

　　动荡年代里的信任

　　1964年就从医的李佛保是中山一院的骨科泰斗。在他的记忆中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、贫瘠的岁月里，医生的社会地位很有保障。岭南民间俚语称之为“医生、司机、猪肉佬”，这三类不会挨饿的人，在市民中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。

　　那时候大家对医生都挺尊重，“大家都穷”，但也会将一些并不寻常的鸡鸭鱼肉送给医生。

　　1966-1976年动荡的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医务人员群体也在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之列。即便在那黑白颠倒的时代，批判大会上一片打倒、肃杀之声时，每有医务人员被揪斗，台下却总会有群众高呼“不该杀”。

　　“为什么？因为医生治好了群众的病”，李佛保表示，那时的患者对医生充满感激和信任。病人不少，医生的工资水平跟其他行业一样，都不高。他觉得“那会儿要求比较低，家里也过得去”。

　　医德在那个讲求奉献的年代，也是没得说，“任何天灾人祸，医疗队都会上阵。”李佛保认为，医德，在绝大多数的医生身上，依然得到了保留和继承。现在发生自然灾害后，冲在最前面的依然有医务人员的身影。

　　限号规定下的平和

　　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医疗领域市场化，计划经济时代下由政府统包的医院需要向市场要效益时，全国的医疗机构都曾有过相当长时期的茫然、无所适从。有的医院开始拓展院外三产，有的医院开始办印刷厂、被服厂解决全院职工的生存问题。但当时基层医疗机构承担了相当部分的医疗任务，没有出现看病贵、看病难的问题，医患关系还是和谐的。

　　带着对医生职业的喜爱，高聪1982年从中山医科大学毕业后，来到刚刚挂牌成立的广医二院，称为一名神经内科医生。

　　当时，国家卫生部专门出台相关规定，限定挂号数量，半天门诊限定的号数是15个，每个号的诊疗时间得到充分保障。

　　病人前来看病，手上拿着记账单，基本不用掏什么费用。三级医疗制度也还完善，小病小痛的，在基层街道的卫生院就能解决。到大医院就诊的都是相对严重的病号。“医生不用去考虑患者欠费、逃费的问题，工作比现在单纯得多”，高聪说，当时工作也很辛苦，但医患关系是和谐的，行医环境是安全的。

　　B.医患失信

　　分诊制度的崩塌

　　随后，医保覆盖面扩大了，分诊制度却崩塌了。上大医院看病的病人越来越多，半天门诊，患者数起码都在100人以上。不少老病号是过来复诊的，更多的新病号从外地涌入广州。出诊时，高聪得带上一个出诊团队进行接诊方能应付。真正需要经过专家来鉴定、诊断、收入院治疗的患者比例越来越低。大医院的医务人员越来越辛苦。

　　今年，高聪科室的护士走了好几个，医生队伍相对稳定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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